王鲲：法国在战后经历了移民政策的两起两落。先是战后的经济恢复时期，因为国内需要大量劳工，所以当时针对移民的政策相对宽松，不仅从非洲殖民地，而且还从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引进了大量移民。

　　1946年时，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只有2万人，到1954年已经增加到21万人，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增加了10倍，虽然移民潮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而中断，但总体来看，法国的北非移民人口呈现迅速增长的态势。战争结束后，这种趋势继续延续，所以到1970年代中期时，法国已经有超过70万的阿尔及利亚移民，这是恢复经济需要的结果。

　　紧接着一落是1973年法国蒙受石油危机的打击后，经济整体下滑。右派政府的移民政策是与经济发展需求相一致的，经济需要时，就多招移民劳工，不需要时就少招甚至是停招。这时的移民政策就开始收紧，停止了从阿尔及利亚向法国移民，仅仅允许家庭团聚。

　　这种收紧态势到1980年代法国社会党上台后，有了较大改变。因为以社会党为代表的左派政府偏向于尊重法国大革命以来确立的如平等、自由、人道主义等原则，对待劳工的态度比右派更温和。虽然1980年法国政府出台了关于《驱逐非法移民》的“博内法”，对非法移民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但1981年左派总统密特朗上台，立刻就采取了宽容政策，以总统“特赦”的方式给了大约13万非法移民以合法身份，同一时期，左派政府还接纳了大量亚洲地区的难民，这可以视作第二次放开。

　　但我们知道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制度设计中有一个漏洞，就是左右共治的问题，即总统和议会属于不同政治倾向。在密特朗执政时期，就出现过两次“左右共治”的现象。如1986-1988年，右派在议会中获得多数，所以选出来的总理希拉克是右派的，但总统密特朗是左派的，所以左右派政党的矛盾也体现在移民政策上，这就好比家里面爸爸、妈妈对孩子的管教态度不一致，导致行政莫衷一是，出现过一些反复过程。 法国前总统密特朗

　　随后，右派的希拉克于1995年当选总统，又开始实施比较严厉的移民政策。但实际上在1993年第二次左右共治时期，时任右派总理巴拉迪尔就已经修改了涉及移民政策的《国籍法》，把外来移民子女获得法国人身份的时间从诞生之日以后的6个月延长至2年。同时，外国人在法国居住实施留宿登记制度，对非法劳工在法国就业施加罚款，后来逐渐加强了对非法移民的遣返手段等等。

　　澎湃新闻：从19世纪起，阿尔及利亚就成为法国的殖民地，直到1962年才独立，我们知道二战后曾有大量的阿尔及利亚移民来到法国。

　　王鲲：应该提醒的是，实际上，阿尔及利亚最初成为法国殖民地时，主要是法国向阿尔及利亚输出人口，因为殖民地最大的功用就是缓解国内的社会经济压力，这些输出人口代表法国政府开发、管理殖民地。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流动方向就发生了逆转。

　　二战后，法国工业化加速，制造业的发展对手工劳动力的需求大大增加，而殖民地的移民工人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能吃苦，能接受生产流水线上熟练工种的培训，到法国后工资相对较低，又没有家庭负担，这些优势使得法国在战后吸纳了大量的非洲劳动力。当然，也因为阿尔及利亚当时的政治地位比较高，劳工移民以阿尔及利亚人为主。这时它被视为法国的一个省，到法国去比其他国家移民有更多的便利。

　　从社会角度看，这些移民基本都是年轻劳动力，在工厂做工挣到钱之后，就会回到阿尔及利亚。这种劳工移民的特点是流动性比较强，它是经济型移民，到法国去的目的就是为挣钱，最终归宿还是回阿尔及利亚，将来结婚生子、养家糊口的需求是在阿尔及利亚解决的，法国只享受到这些劳动力的增值部分，这就形成了一种劳动力循环，源源不断向法国输送新鲜血液。这种模式很像我国城市化进程早期农村人口到城市打工，最终还是回到农村养老的现象。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外籍军团

　　澎湃新闻：那么阿尔及利亚移民是什么时候成为一种社会问题的呢？

　　王鲲：这是在1970年代石油危机发生之后。学过法语的人都知道，1945-1975年被称为法国的“荣耀三十年”，这三十年带来的社会经济的变化是很大的。但石油危机给以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经济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创造就业的能力大不如以前，这样一来，原来以经济为导向的移民方式被叫停，逐渐转变为“家庭团聚”式，因为原来的劳动循环流被骤然切断，那些留在法国的移民就会想，既然不会再有新鲜血液进来，他们就要在法国踏踏实实干到老，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在法国组建自己的家庭，从这个时候起，流动性的劳工移民模式就发生了变化，变成了法国需要内部消化的沉淀式移民群体，这些人要工作，要住房，孩子要上学，老了要医疗，要退休金，慢慢也就演变成了一个社会包袱。

　　澎湃新闻：法国对待移民采取的原则是什么？

　　王鲲：从历史上看，法国的移民思想一直秉承“共和同化”的原则。所谓“同化”，就是说不管谁来，都要按照法国人的理想，在共和国的框架下，平等地成为法国公民。这样一种源自于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情怀一直没有变——所有人来到法国之后，进入思想的大熔炉，经历一段时间的熔炼，每个人都成为公民，虽然从姓氏上可以依稀辨别出祖上是从哪里来的，但总体上，移民的思想理念、价值观念和政治参与方式都应当和法国主流观念相一致，不因为语言、文化、宗教、种族、习俗上的差异而受到特殊优待或者歧视。

　　当然，法国以共和价值来同化移民的理想，对19世纪第一次移民潮到20世纪两战期间第二次移民潮都是比较成功的，那时主要是南欧、中东欧洲移民为主，语言、文化、宗教差异小，不会产生根本性冲突，所以也被视为是一个成功范例。那么石油危机之后，法国政府就希望继续采用这种“共和同化”的原则来对待北非移民。 法国大革命时期颁布的《人权宣言》

　　澎湃新闻：英美等国同样也拥有大量移民，相比之下，为何法国的移民问题如今尤为突出？

　　王鲲：法国的移民基本可以总结为“共和同化”模式，即用一种价值观同化社会中的所有人，弱化个体自身的特点。例如不管你在移民法国之前说什么语言，到法国上小学都要学法语；不管你之前信仰什么宗教，在法国就是共和国的公民，每人一张选票，政教分离。当然这只是法国人的一种政治理想，并非完全地落实到了现实中。

　　相反我们看英美社会，他们的理念有个名词叫“社群主义”（Communautarisme）。例如在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移民社会，抛开印第安原住民的历史问题不谈，所有人都是移民的后代，社会上主张的平等是社群之间的平等，不管你来自何方，都有权保留自己的社群，这就不像法国那样是以个人面对共和国，英美国家的移民是以社群面对整个公共生活。这给每个移民群体的空间是很大的，比如美国的大城市历史上就有意大利区、爱尔兰区、犹太区，也能看到唐人街，里面的居民可以不出社区就生活得很好，解决自己语言、文化、生存、信仰等需求。但这种社群理念在法国是受批评的，法国人认为这是违背共和国的一元价值体系原则的，不可能在法国实现。 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

　　然而法国所谓人人平等的“共和同化”模式，是要求不同的人群向一个标准看齐，如果不配套以倾斜鼓励政策，“臣妾真的做不到”，这对社会经济地位本来就低的移民群体、少数族裔是不公平的。这就必然会导致法国少数族裔与社会主流之间发生冲突。

　　今天我们从新闻中看到的都是单向的威胁和冲突，即边缘化的少数族裔群体结合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对法国主流社会进行攻击。但实际上从1980年代开始，虽然左派执政者对移民采取了相对温和的政策，但经济低迷和失业率高企还是使得底层法国人把怨气发泄到移民群体身上，那时的社会冲突模式是法国人攻击以阿尔及利亚为主的北非移民聚居区，当中也掺杂着欧洲仇视外国人的极右民族主义情绪。

　　澎湃新闻：所以说这次巴黎遭遇恐怖袭击并非毫无征兆，而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源？

　　王鲲：对，1970年代后随着经济发展衰落，法国社会的最大问题在于经济结构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这样一来，社会创造的就业机会就越来越少，直到今天，西欧资本主义模式转变为金融密集型，几乎就不创造就业了。随着经济结构转型，总有越来越多的人会被甩在经济发展的轨道之外，这些人中既有移民也有法国人，即使移民劳工人数不再增加，被甩出来的法国人仍然会对移民产生极大的排外情绪，这是我觉得法国移民问题最重要的经济根源。

　　同时，因为法国的民主体制是一人一票，极端排外的选民选票也很重要，政客们不可能秉公而断，使得移民这种外来社会文化身份在法国政治、社会空间中不断被压缩。法国战后移民问题的第一次集中爆发就是被所谓“头巾事件”引爆的。1989年，法国某个小地方的学校勒令佩戴头巾的穆斯林女孩退学，学校认为她们在世俗场合不应该佩戴具有宗教符号意义的头巾。本来穆斯林女性戴头巾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不具有特别强宗教意义，却成为当年法国公共讨论中千夫所指的行为。虽然法院最终判决允许女孩戴头巾上学，但这个事件在全国掀起的波澜就没有再平息，隔三差五都会再引发争论，这象征着整个社会对穆斯林群体施加的压力一直没有中断，这也导致穆斯林群体的身份回缩，或者叫退守现象。

　　最终的后果，要么女孩儿们继续戴头巾而进入穆斯林社群的私立学校，要么脱离族群，放弃自己的族群身份，完全融入主流社会，毫无疑问，选择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过去信仰共和价值、忽视自己民族、宗教、族群身份的人，为了寻求归属感和安全感，不得不和自己社群身份认同保持一致，开始强调自己的移民身份，原来不戴头巾的穆斯林女生后来也开始戴头巾，不念经的也逐渐开始念。

　　终于在2004年，希拉克政府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头巾的争论，在议会通过了所谓的“头巾法案”，规定在所有公共场合不可佩戴明显的宗教标志，比如穆斯林的头巾，基督教的十字架，犹太教的小帽等。然而，民间之所以把这个法案称为“头巾法案”，就是因为路人皆知，这个法律是针对穆斯林群体的。 法国穆斯林妇女在巴黎街头抗议“头巾法案”的通过。

　　这个法案标志着法国的移民政策在右转的道路上渐行渐远。2005年萨科齐当内政部长时，驱逐非法移民，包括正在上学的孩子，这是和法国保护人权，特别是儿童受教育权力的一贯立场背道而驰的；2010年，禁止阿拉伯妇女穿罩袍上街的法案通过，规定了罚款数额。驱逐“非法移民”的法律打击面很大，不仅有北非人，还有来自东欧的罗姆人，即吉普赛人。他们本是游牧民族，散居在不同国家，生活习惯就是一站一站地迁徙，在欧洲大陆内部游走，没有自己的国家归属，也不愿定居。罗姆人因为小偷小摸等社会治安隐患在2010年也引起过法国社会的巨大争论，法国原来对其采取临时接待的方式，来去自由，只是减小对社区的骚扰，但逐步变为了驱赶。这种严厉的移民政策，从萨科齐执政时到今天的奥朗德，一直都没有本质上的改变。

　　总的来看，法国针对移民的政策不管是宽是严，最后都没有改变要和穆斯林人群共同生活的事实。穆斯林人口在法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保守统计是10%，至少有600万人左右。法国法律虽然不允许以宗教为关键量做统计研究，但可以想象移民为主的法国穆斯林人群，其社会经济地位、收入状况和受教育情况是普遍低于主流社会的，然而在社会福利、教育政策的安排上，没有实实在在地惠及这个群体，这与法国主张的平等理想是相违背的。

　　澎湃新闻：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反思巴黎恐袭背后隐藏的法国移民问题？

　　王鲲：我们应该认识到法国的移民问题绝不是萨科齐或希拉克某一任执政者的问题，它是法国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就面临的移民融入问题。因为共和同化理想和具体政策的差距，造成理想和现实之间存在巨大的落差，还有左右派政府在移民政策上的摇摆不定，对移民的融入非常不利的，这就像爸爸、妈妈关系不好，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总闹矛盾，孩子就不能健康成长是一样的道理。

　　现在移民问题积重难返，出生在法国的第二、三代移民面临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困境，这部分人最容易受到伊斯兰国极端思想的影响，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选择走向了极端化。有人在境外策划袭击法国，这些移民群体中的极端分子就是恐怖组织实施袭击的坚强后盾。11·13巴黎恐袭幕后主使阿巴乌德，就是从叙利亚回到欧洲后指挥恐怖袭击的，他被击毙时的藏匿地点就在巴黎北郊的移民聚居区。

　　总之，巴黎恐袭的发生并不能说是特别出人意料的事情。叙利亚局势的恶化，是直接的导火索，法国空袭伊斯兰国时，隐忧已经显现。然而，苍蝇不叮没缝的蛋，法国从1970年代开始在移民政策上的摇摆不定，在移民融入上的形左实右才是最根本的原因。2014年6月18日法国《回声报》文章指出，法国经济增长率连续40年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社会政策越来越无力改善贫富差距。这种情况下，只能眼看着移民阶层一点点沦陷。所以说，恐袭的发生，绝不是偶然事件，它是在移民群体上摊上大事的法国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来源澎湃新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