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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国屏最新娱乐体验_赵国屏将军(2024年11月深度解析)

内容来源：卡姆驱动平台所属栏目：话题更新日期：2024-11-27

赵国屏

1948年10月28日，国民党中将周福成在军事会议上，见副军长赵国屏等人主张起义，掏出手枪威胁说：“你们再敢胡言，休怪我不讲昔日的交情。” 周福成是东北军出身，继万福麟之后，担任53军军长。在远征军滇西反攻时，53军划入霍揆彰的二十集团军。霍揆彰是“土木系”骨干，得了老长官陈诚“吞并异己”的真传，对53军极尽打压。远征军总司令卫立煌得知霍揆彰的小动作后，将他叫来臭骂一番，威胁若再有下次，定然以军法严惩。霍揆彰不敢招惹卫立煌，只得将克扣的美械装备，足额拨给53军。抗战胜利后，周福成去找陈诚活动，以保定军校同学的身份攀关系。陈诚见周福成较为听话，在随后的美械分配中，对53军进行了倾斜。靠着卫立煌、陈诚的关照，53军成为蒋军“十三个全美械军”之一，这可是很难得的，要知道其他十二个全美械军，是清一色的“中央军”，53军属于唯一的杂牌。及至53军被调入沈阳担任防守任务，已“半中央军化”了，相比受到歧视的滇军60军、93军，53军的待遇要好不少。 1948年初，卫立煌取代陈诚主持东北军政后，因远征军共事的关系，对周福成和53军较为关照。蒋军关内、关外番号统一后，53军和青年军207师合编为第八兵团，由周福成任司令官。青年军207师师长戴朴，是黄埔七期生，向来以“天子门生”自居，根本不把周福成放在眼里。周福成指挥不动戴朴，平日兵团部开会，来的主要都是53军军官。卫立煌建议周福成让出53军军长，专心当兵团司令，周福成面临难色，支支吾吾，卫立煌见他舍不得放弃对53军的控制，也就笑笑不再提及此事。辽沈战役打响后，在沈阳的东北军元老万福麟、马占山见大势已去，乘飞机前往北平，去投奔交情不错的傅作义。周福成去送行时，万福麟忧心老部队53军官兵的前途，以言语暗示周福成在适当时机，可以率部起义或投诚。顽固的周福成，揣着明白装糊涂，在万福麟走后，故意问身旁的副军长赵国屏：“老军长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赵国屏没好气的说：“你有机会再见老军长的时候，可以当面问询。” 周福成的女儿在北平读书，有一天飞到沈阳劝他起义。周福成气冲冲的说：“你个小孩子知道什么，马上给我回去。” 说完，周福成叫来副官，让把女儿强行带回北平。除周福成外，53军以赵国屏、王理寰（130师师长）为首的主要军官，暗中在酝酿起义。10月下旬，解放军进攻铁岭，53军的一个团在后撤时被包围，团长丁赞光打电话向军部请示。接电话的是赵国屏，他对团长说：“都这个时候了，再打下去还有什么意义，你看着办吧。” 丁赞光挂了电话后，当即下令官兵举起白旗向解放军投诚。周福成得知后，气势汹汹的去找赵国屏，质问说：“你为何要让丁赞光放下武器？” 赵国屏说：“廖耀湘兵团十万人都不顶事，一个团能干什么，还不是让弟兄们徒增伤亡。” 周福成见状，召集53军主要军官开会，试图提振军心。在会上，周福成见赵国屏、王理寰等骨干军官流露起义的意图，勃然大怒，掏出手枪威胁。王理寰担心周福成下毒手，找了个由头拉着赵国屏离开。鉴于周福成的极度不配合，赵国屏、王理寰等人随后开会商议，决定抛开周福成，自行联系解放军。 10月30日，卫立煌带着“剿总”的亲信，乘飞机离开沈阳。卫立煌走后，老蒋去电周福成，让他以沈阳防守司令的身份，全权接管军政。骤然升官的周福成，志得意满，做起了“固守沈阳三月，等待援军反攻”的谜梦。 11月1日，解放军向沈阳发起总攻，除青年军207师一部在顽抗外，其余守军纷纷投诚。解放军包围“剿总”司令部后，“剿总”副参谋长袁克征派代表举白旗出来，说愿意放下武器，但希望能保障人身安全。在获得承诺后，在袁克征的带领下，“剿总”的人员全部放下武器。在“剿总”总部，并未寻见周福成。原来，周福成，带着卫队躲进了一家银行的大楼。在解放军连长黄宣达带着战士冲入大楼后，楼内的蒋军官兵毫无斗志，纷纷举手投降。黄连长带着十几个战士进入一个大房子后，一个穿着大衣的人走过来说：“我是周福成，正要和你们联系起义。” 黄连长说：“你这样的只能算被俘，不过大可放心，我们有优待俘虏的政策。” 周福成被押到解放军二纵六师的师部后，师长张竭诚让他给戴朴打个电话，让青年军207师放下武器。周福成为难的说：“戴朴向来不听我指挥，贵军还是武力解决的好。” 在向黄连长了解了周福成被俘的经过后，张竭诚说：“53军若能早点起义，你也不必当这个阶下之囚了。” 周福成尴尬的说：“让你们辛苦了，对不住。” 戴朴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不得不带着残部突围。逃出沈阳时，戴朴手上还有五千多人，在跑了一天后，就逃散的仅剩不到二千人，戴朴只得下令化整为零，各自逃命。戴朴后来化装后侥幸逃走，但青年军207师则不复存在。东野首长随后接见了周福成，让他安心改造，不要有心理负担。1953年，周福成被释放，不久后病死。

1948年，国民党副军长劝兵团司令官起义，司令官：你可把我坑惨了

1948 年 10 月，万福麟与马占山察觉到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已定，于是乘坐飞机离去。临别之际，万福麟对前来送行的周福成说道：“全五，这场仗打不下去了，你可不要太过呆板。”周福成身为驻防沈阳的第八兵团司令官，该兵团辖有 53 军和青年军 207 师。青年军 207 师是蒋经国一手打造的部队，其师长戴朴乃是陈诚“土木系”的骨干成员。以嫡系将领自居的戴朴，平日里并不怎么买周福成的账，实际上周福成能够指挥得动的，只有他兼任军长的 53 军。53 军是东北军的老部队，其前身是万福麟担任黑龙江督办时所辖的省防军。1933 年 53 军组建之时，万福麟为首任军长。1938 年冬，武汉会战结束后，蒋介石以明升暗降的手段将万福麟调离 53 军，由周福成接任军长。周福成与蒋介石的心腹陈诚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加之他平时表现得较为恭顺，在东北军将领当中，属于少有的不被蒋介石提防之人。 1948 年初，蒋介石改组东北行辕，设立“剿总”，任命卫立煌为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梁华盛、孙渡、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陈铁为副总司令。蒋介石让东北军元老张作相、万福麟、马占山担任副总司令，主要是利用他们的声望，三人并无多少实权。辽沈战役打响后，张作相在锦州家中处理财产。锦州解放时，他以国民党大员的身份被解放军俘虏。东野首长得知情况后，下令将张作相释放，后来还派专人将张作相及其家人安全送到了天津。旧军队出身的张作相对解放军的做法感慨万分，也极为感激，不住地对家人说道：“这才是仁义之师啊。” 在沈阳的万福麟、马占山则选择带着家人飞往北平。周福成去机场送行时，对老部队 53 军放心不下的万福麟，不断叮嘱周福成要为手下官兵着想，不要“太呆板”。万福麟、马占山走后，周福成询问身旁的赵国屏（53 军副军长）：“万督办让我不要呆板，这是什么意思？”赵国屏回应道：“老军长让你不要太呆板，意思就是让你灵活一些，多为弟兄们的前途考虑。”周福成追问：“你说的灵活，是怎么个灵活法？”万福麟的话隐含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了，赵国屏也有所暗示，周福成不可能听不出来。赵国屏见周福成揣着明白装糊涂，也就没好气地说：“你怎么不当面问万督办，怎样才能不呆板。” 10 月 28 日，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覆灭。两天后，卫立煌乘最后一架飞机离开沈阳。卫立煌走后，蒋介石给周福成发去电报，让他率八兵团“固守待援”。在解放军先头部队进逼沈阳外围时，周福成召集 53 军主要军官开会。等人到齐后，他宣读了蒋介石的电报。赵国屏说道：“廖耀湘兵团十几个师，短短几天就完了。靠沈阳这点兵力，如何固守？听说营口的 52 军正在准备装船撤离，等营口丢掉了，援军从哪里来？依我之见，这仗不能再打了。”周福成大怒，猛地一拍桌子，指着赵国屏说：“要不是看在你跟随我多年，这会就把你枪毙了。”赵国屏说：“我如果怕死，就不会对你说这样的话了。” 130 师师长王理寰见会议室气氛不对，当即走到门口，然后对赵国屏说：“副座，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说。”赵国屏出来后，王理寰低声对他说：“惹怒了周军长，他让人把我们扣下就不好了。我先回去把部队控制住，你在这里周旋。” 王理寰走后，赵国屏重新进入会议室，对周福成说：“130 师已经派人和解放军联系了，所以王师长先回师部了。”周福成说：“你少说胡话，我不信王理寰能把 130 师都拉走。”赵国屏说：“你可以打电话问一下夏副师长（夏时，周福成的妹夫），看是否属实。”说完，赵国屏用会议室电话接通了 130 师师部，让夏时接电话。赵国屏对夏时说：“弟兄们都不愿打了，可周司令官不信，你把情况给他说一下。”周福成接过话筒，没听几句后就气得挂了，然后瘫坐在椅子上喘着粗气。过了一会，周福成站起来给 103 师师长张儒彬（未来参会）打去电话问：“你是不是也要学王理寰，不准备打了？”张儒彬说：“部队节节败退，没有士气，就算想打也打不了。”周福成愤愤地说：“你这不就是不愿意打吗。” 其余军官见状，也都找借口纷纷离开会议室。赵国屏走的时候，向周福成打招呼，周福成叹气说：“我这个兵团司令兼军长，还不如个团长。”赵国屏离开后，周福成叫来杨副官、梅副官，说：“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去把赵副军长毙了。”杨副官说：“副军长是长官，我不敢执行。”梅副官说：“赵副军长枪法很好，身边的几个卫兵身手也都很好，就算去也得不了手。” 周福成见谁都指挥不动，提笔给赵国屏写了封信，大意是“国屏老弟，事已至此，我已无能为力，请你妥为善后”。写完信后，周福成带着亲信，跑去一栋大楼内躲避。周福成的“出走”，使得沈阳守军更无斗志，除青年军 207 师在顽抗外，其余部队纷纷向解放军投诚。赵国屏、王理寰等人在解放军入城时，率 53 军投诚，并配合解放军攻打了青年军 207 师的阵地。躲在大楼内的周福成，在被包围后，带着手下投降。几天后，解放军首长设宴招待周福成等人时，周福成在见到赵国屏后，羞愧地说：“悔不该不听你的话啊。”#历史#

1948 年 10 月 30 日，国民党中将周福成给蒋介石打电话说：“沈阳有几个月的粮食储备，还有足够的弹药，至少能守三个月，我只听总统的话，其他的我都不听。” 沈阳守军号称十万之众，但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 53 军、青年军 207 师，其余都是实力孱弱的地方保安部队。 53 军、青年军 207 师隶属于第八兵团，由周福成任司令官，但周福成能实际指挥动的，只有他兼任军长的 53 军。 53 军是东北军的老部队，该军主要军官大都是东北人，士兵以东北、河北、河南居多。蒋军一共先后编组了十三个全美械军，53 军成为其中唯一的杂牌军。 53 军为何能成为全美械军呢？陈诚是周福成保定军校的同学，在 53 军开赴滇西加入远征军时，将该军划为甲种军。53 军在滇西受训时，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对“中央军”、杂牌军一视同仁，让 53 军和第 2 军、第 8 军、54 军、71 军等老蒋的嫡系部队，一同换装美械，使 53 军的美械水平，比驻军滇南的关麟征集团军的头号主力 52 军（半美械军）还要高。抗战胜利后，53 军被派到华北战场，后来又去了东北。53 军到东北后，因军长周福成和先后在东北的保安司令杜聿明、行辕主任陈诚、“剿总”总司令卫立煌都有一定交情，因此担负的作战任务不多，主要以防守沈阳为主。 53 军也遭受了解放军不小的打击，但相比 52 军、71 军等部队，损耗度要小得多。陈诚在时，保举周福成为第二兵团司令官，辖 52 军、53 军；卫立煌主持东北军政后，第二兵团改番为第八兵团，52 军改隶到廖耀湘的第九兵团，青年军 207 师划入。辽沈战役打响后，周福成兼任沈阳防守司令。东北军将领，绝大部分都受排挤，像周福成这样受到重用的没有几人，周福成也因此时常在公开场合念叨老蒋对他的“栽培”，表现得很是顽固。解放军进攻锦州时，周福成召集 53 军主要军官开会，讨论战局。周福成在会上说：“蒋总统让我们坚守沈阳，让廖耀湘兵团西进没有后顾之忧。” 师长王理寰说：“卫总司令对廖耀湘兵团出沈阳一直很反对，认为会中了围点打援之计。若廖兵团在途中被吃掉了，那么靠沈阳的留守部队，根本撑不了多久。” 周福成责骂说：“王理寰，你小子尽说泄气话，这次作战是蒋总统亲自指挥的，只要廖兵团和葫芦岛侯镜如的东进兵团在锦州地区会合，和共军打一场决战，一定可以扭转战局的。” 53 军副军长赵国屏、130 师师长王理寰等主要军官，已经暗中和解放军联系，筹划起义，他们见周福成是这个态度，都低头不再说话，会议不欢而散。廖耀湘率第九兵团开拨时，向在沈阳督战的老蒋提出将 53 军也一并带走。老蒋写了一个便条，让卫立煌决定。 “剿总”副参谋长姜汉卿听到消息后，跑去向赵国屏道喜说：“恭喜你要当军长了。” 赵国屏一头雾水，问：“你那里听到的小道消息？” 姜汉卿说：“廖耀湘问总统要 53 军，若此事敲定，周福成是沈阳防守司令，肯定走不了，只能是由你带着 53 军去辽西，到时候周福成自然不好兼任军长了。” 赵国屏听到这个“内幕消息”后，连忙去告诉周福成。周福成一听要把 53 军调走，大骂说：“这个廖耀湘，手头都六个军了，还不满足，干脆卫总司令的职务也由他当算了。” 随后，周福成气冲冲的去找卫立煌，卫立煌也不愿意 53 军调走，但又没有决定权，为难的说：“总统说是让我决定，实际上就是命令。” 当晚，赵国屏接到廖耀湘的通知，让 53 军做好开拨准备，第二天就出发。赵国屏询问周福成如何处理，周福成说：“你不要管了，我明天去找总统。” 第二天一大早，廖耀湘催促的电话就打来了，到上午十点多，打了好几次。就在赵国屏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周福成满头大汗的来找他说：“我和总统说好了，53 军不走了。” 赵国屏有些惊讶的问：“总统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周福成说：“我向总统请求的时候，眼泪都快流下来了，他还安抚了我几句。本来，我还有其他的事情要汇报，但总统和杜聿明好像有机密的事情在商量，便只得离开。” 当时的老蒋，已对卫立煌不信任，准备让杜聿明主持东北军政，因此对手握兵权的周福成大肆拉拢。在老蒋的“封官许愿”下，周福成变得更为顽固，在廖耀湘兵团在辽西覆灭后，53 军军官纷纷主张起义，但周福成却在军事会议上坚决反对，并扬言要把师长王理寰等人枪毙。 10 月 30 日，在卫立煌乘飞机离开沈阳后，周福成马上给老蒋打去电话，声称沈阳可坚守三个月。老蒋在电话中承诺，只要沈阳能坚持一段时间，就会给周福成派援军。周福成在卫立煌走后，成了沈阳的最高军政长官，一度表现得很是疯癫，甚至做着当“剿总”总司令的谜梦。在解放军进攻沈阳时，53 军官兵在赵国屏、王理寰等人带领下向解放军缴械投诚。周福成见控制不住部队，跑到一个大楼躲避，但很快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虏。投诚的 53 军官兵迎来了新生，周福成则被送到哈尔滨接受改造，在四年后病死。周福成和赵国屏、王理寰等人，在关键时刻不同的选择，迎来了不同的结局。

1948年军长下令处决副军长，副官：副军长现在天天带枪，无法下手

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已然接近尾声，沈阳城中人心涣散，即将成为一座孤城。沈阳城防守司令周福成一脸凝重的看着地图，向下属传达着命令。正在这时，他突然听到了女儿的声音：“爸，放弃守城起义吧！” 战事紧张，周福成心中本就不快，听到女儿的话更是火冒三丈。“闭嘴，你要再说，我毙了你！” 作为一名国民党老将，从1921年到1948年辽沈战役，周福成在国民党待了近三十年。这三十年对周福成来说，没有太多好的回忆。（参考信源：共产党员2014-03-15——《活捉周福成 ——解放沈阳的回忆》）刚开始，周福成还是奉军的一员，后来跟着张学良拥蒋，在蒋介石手下站稳了跟脚。本以为自己的国民党生涯能够顺风顺水，却没想到在1936年遭遇巨变。彼时，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心怀抗日的周福成第一时间参加，还担任了临时外线总指挥。西安事变结束后，周福成虽然没遭到处罚，但却遭到了蒋介石亲信们的记恨。之后为了抗日，这些人没对周福成动手。直到1943年，周福成所在的53军被划入霍揆彰二十集团军。霍揆彰作为黄埔一期生，根本看不起周福成，先是对53军有功不报，之后更是克扣53军的装备。一直到卫立煌来视察时，霍揆彰这才不敢再克扣53军的装备，但他却没就此停手。 1944年5月，十一集团军和二十集团军组成了一支远征军，开始了滇西反攻。在这次大反攻作战中，周福成带领53军官兵屡立奇功，用鲜血打穿了日军的防御工事。尤其是在腾冲之战中，53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战后，霍揆彰为了独吞53军的美式机械装备，竟然偷偷向蒋介石打小报告：“53军军长周福成、116师师长赵镇藩...作战指挥不力，导致伤亡过重，应组织军法会审！” 霍揆彰这一句话，将腾冲之战的英雄变成了罪人。虽说事后卫立煌及时向蒋介石解释，但这事也没能妥善解决。霍揆彰背后有“小委员长”陈诚撑腰，再加上蒋介石本就记着西安事变的事，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无奈之下，卫立煌只能将周福成和53军转入十一集团军中，这才避免了霍揆彰继续作妖。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愈演愈烈，昔日尸位素餐的一众国民党高官滥竽充数的本质逐渐暴露。原本坐镇东北的陈诚，在东北待了还不到半年，就被打的灰头土脸，只能咬牙切齿的让位给卫立煌。卫立煌看着东北的一大片“烂摊子”，心里也十分无奈。当时国民党在东北兵力充足，但卫立煌这个东北最高司令却没有多大的权力，在蒋介石的干涉下，几乎只有周福成和53军听从他的命令。随着东北局势的愈发清晰，国民党将领挨个离开东北，一直到10月30日卫立煌离开城阳，周福成就成了沈阳的最高指挥官。期间，东北军元老万福麟劝周福成灵活一些，53军副军长赵镇藩暗中策划起义，就连周福成的亲生女儿周长秀都离开北平前来劝说。但周福成坚信“坚守沈阳三个月，等候援军”的美梦，还扬言要枪毙周长秀。毕竟是亲生女儿，周福成当然不可能真的枪毙周长秀，只是派副官将周长秀送回了北平。可还不等周福成坐稳防守司令的位置，解放军就攻破了沈阳。他身边所有人都在劝他投诚，可周福成顽固不灵，谁劝他就要扣押谁。当即，大家就知道劝不动这个老顽固，私下偷偷联系解放军为自己谋求生路。还有人联合起来逼宫，让他带领大家投诚。当他看到赵国屏站在逼宫阵营，这才发现自己早就成了光杆司令，痛心疾首的喊：“国屏，你坑了我...” 11月1日，黄达宣带领解放军部队进入市区，却怎么也找不到国民党的长官，只能到处搜查。突然，黄达宣在路上看到一个鬼鬼祟祟的国民党士兵，于是跟随他直接进了一个院子，发现了30多个蒋军士兵。当即，我军就冲进去将他们全部俘虏，问他们长官在哪？一个国民党士兵颤颤巍巍的指了路，长官们是在一栋小楼里，黄达宣带人包围了小楼，喝令里面的人出来，不然就要炸楼了！可小楼里没传出一点动静，黄达宣就纳闷了，难道人已经跑了？他命令士兵们围好小楼，自己则带人冲上去，上了楼后就看到一个和普通士兵穿着不一样的军官，黄达宣他们用枪指着，警惕的问他：“你们长官呢？” 那人没有一点抵抗的意思，还将黄达宣等人带进了一个房间，只见里面横七竖八的有六七个人，还有一地的酒瓶和罐头之类的。就在这时，一个穿着黄色军大衣的人走过来，对黄达宣喊：“我是周福成，我联系起义还来得及吗？” 大难临头才知道怕了，黄达宣冷笑：“我可没听说过周福成这个名字，况且都什么时候了，还想投诚，先当负俘虏再说吧！” 黄达宣并不是嘲讽，他真不知道自己捉到了什么大人物，直到将人送到师部，那边才传来喜讯，说他抓到了两个大人物。